在法律、法規限定的條件下，可不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而自由使用著作權作品，即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合理使用制度。判斷合理使用通常遵照“三步檢驗標準”（three-step test），又稱“三步檢驗法”，即在適用范圍上要限于特例、使用方式上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使用結果上沒有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正后的《著作權法》（下稱“新法”）已于2021年6月1日正式生效，新法正式將“三步檢驗標準”納入。在新法生效前，“三步檢驗標準”是以法律、法規相結合的方式予以規定；新法生效后，“三步檢驗標準”則在法律中得以完整呈現，從而為該規則適用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指引。但就“三步檢驗標準”的具體適用而言，其具體內涵和適用邏輯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國內外理論界和實務界皆未形成統一認識，爭論頗多。
本文著眼于分析我國司法實務中對“三步檢驗標準”的適用，歸納和總結法院對“三步檢驗標準”的適用經驗，就與“三步檢驗標準”相關的“四要件標準”、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等重點問題進行分析，并結合學界理論成果和國內外實踐經驗，幫助讀者了解“三步檢驗標準”在我國司法語境下的具體內涵和適用邏輯。
賦予作品著作權保護的目的，一是激勵作者創作優秀作品，二是為社會公益促進作品的傳播，因此需要建立激勵創作和確保知識傳播以促進再創作之間的平衡。為實現作品創作和傳播之間的平衡，《著作權法》規定了著作權的限制和例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合理使用制度。作為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三步檢驗標準”是我國在吸收國際條約規定的基礎上逐步確立的。1886年9月9日簽訂的《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關于“復制權（reproduction）”的“例外”中最先規定了“三步檢驗標準”，即允許成員國通過立法允許在特定、特殊的情況下（in certain special cases）對特定作品的復制，只要對作品的復制不與該作品的的正常利用相沖突（does not conflict with a 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并且不會不合理的損害作者的合法權益（does not unreasonably prejudic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author）。1994年4月15日簽訂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13條，將“三步檢驗標準”的適用由“復制權”擴展到所有作品的利用行為，相關規定為之后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第10條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第16條所承繼。我國著作權體系逐漸吸收了國際條約中有關“三步檢驗標準”的規定。1990年9月7日我國通過的第一部《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規定了三步檢驗標準的第一步檢驗標準，即在適用范圍上限于《著作權法》規定的12種情形。“三步檢驗標準”的另外兩步檢驗標準則出現在2002年8月2日國務院頒布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1條，即“依照著作權法有關規定，使用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的已經發表的作品的，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至此，“三步檢驗標準”在我國著作權體系中正式建立起來。新法吸收《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相關規定，首次在我國《著作權法》中明確規定了“三步檢驗標準”，提高了“三步檢驗標準”的法律位階，更好的平衡了著作權保護與促進作品傳播的關系，并符合我國參加的相關國際條約的規定。“三步檢驗標準”是指著作權合理使用在適用范圍上要限于特例、使用方式上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使用結果上沒有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但對于其每一步具體的概念和內涵，目前并沒有統一和明確的解釋。以下結合我國法院的判決和國際司法實踐，總結和歸納“三步檢驗標準”的概念和內涵。法律規定的特例。新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了十二種合理使用作品的情形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的兜底條款[1]。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北京全景視覺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青海日報>社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將《著作權法》規定的十二種合理使用情形的共同特點總結為：一是公益目的，不涉及商業經營即不以盈利為目的；二是適當使用而不是突出使用，并且不破壞作品的完整性和美感；三是應當在使用時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并不得侵犯著作權人其他合法權利。[2]行政法規規定的特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六條和第七條規定的在信息網絡傳播場景中合理使用的具體情形[3]，并未超出《著作權法》規定的特定合理使用作品的范圍。司法實務中的特例。司法實務中，存在突破《著作權法》規定的十二種情形和行政法規規定的情況。（1）在司法政策上，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頒布的《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條指出：“在促進技術創新和商業發展確有必要的特殊情形下，考慮作品使用行為的性質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質、被使用部分的數量和質量、使用對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等因素，如果該使用行為既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相沖突，也不至于不合理地損害作者的正當利益，可以認定為合理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允許《著作權法》列明情形之外特定情形作為“三步檢驗標準”第一步標準涵蓋的特例。（2）北京高院審理指南規定“網頁快照[4]提供行為”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可以作為特例對待。[5]（3）法院在判決中存在突破《著作權法》明確規定合理使用情形的判例。典型案件即《王莘訴北京谷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谷歌公司著作權糾紛》一案，法院將“提供的圖書檢索服務”判定為一種合理使用的情形。[6]綜上，《著作權法》對“三步檢驗標準”第一步適用范圍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在司法實務中，法院在面對技術創新和商業發展出現的新問題時，法院也會突破我國《著作權法》明確規定的十二種情形。新法施行后，在原《著作權法》規定的十二種情形之外，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兜底條款，賦予了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現有的十二種情形之外特例的權限。對于法院能否進一步通過司法政策、司法解釋和具體判例繼續豐富特例的范圍，有觀點認為“在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實施之后，只要最高人民法院沒有廢止其司法政策，法院突破該法對權利限制范圍的做法還將延續”[7]。關于“三步檢驗標準”第二步“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的含義和邊界，目前沒有司法解釋等官方文件做出普遍適用的解釋。江蘇高院曾在《艾影（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與無錫市崇安寺商旅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無錫市每天傳媒有限公司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指出，“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主要指具有或者可能獲得相當經濟或者實用價值的作品利用形式，都應當屬于著作權人”[8]，這與《伯爾尼公約》修訂時的立法會記錄關于“正常使用”的定義類似，即“所有具備經濟利益或其他可能獲取經濟利益的使用行為”[9]。關于“正常使用”中“正常”的范圍，按照WTO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解釋，是指“應采取該特定使用行為是否與權利人行使權力所形成的的著作權市場構成競爭關系，并因此給權利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標準”[10]。上述解釋中，將所有具備經濟利益和其他可能獲取經濟利益的行為排除在外的解釋可能會架空合理使用制度的適用場景，而“相當經濟和實用價值”和“重大經濟損失”是一種相對模糊的界定標準，難以準確界定“正常使用”的邊界。我國法院認定的“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的情形包括以下情形：（1）需經許可/授權才能使用作品的一般情形，未經許可使用的。在《北京優圖佳視影像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與創興動力（北京）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一審判決書》中，北京互聯網法院認為“授權他人使用作品是著作權人對作品加以利用的常規方式。被告未經許可通過網絡直觀展現涉案攝影作品，必然會對著作權人授權他人以類似方式使用涉案攝影作品產生影響……”[11]。在上文提及的《艾影（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與無錫市崇安寺商旅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無錫市每天傳媒有限公司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上海高院認為“（崇安寺公司）未經艾影公司許可，對‘哆啦A夢’卡通形象的大量使用與艾影公司作為權利人對該作品的正常使用發生了嚴重沖突”。[12]（2）對使用作品產生替代效應，該標準被較多法院采用。上海高院在《孫德斌與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中認為“對權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權利人的合法權益造成負面影響，主要指被控侵權作品是否會因其中的引用而對被引用的權利作品產生替代效應，從而導致讀者可以用被控侵權作品替代對權利作品的選擇”。[13]北京互聯網法院在《優酷信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與深圳市蜀黍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中認為，“……提供圖片集的行為對涉案劇集起到了實質性替代作用，影響了作品的正常使用”。[14]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在《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訴浙江新影年代、華誼兄弟著作權侵權案二審判決書》中認為“涉案電影海報中作為背景圖案引用‘葫蘆娃’、‘黑貓警長’美術作品不會產生替代性使用，亦不會影響權利人的正常使用”。[15]結合上述法院的觀點，本文認為，“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的內涵應當放在作品競爭市場的背景下去理解，如果作品的使用對作品現有和潛在的市場而言屬于替代性使用，造成著作權人相當經濟利益損失的，則可判定屬于“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的情形，具體的量化標準有待于相關司法解釋、行政法規的進一步完善。（三）第三步：使用結果上沒有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關于“三步檢驗標準”第三步“沒有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缺乏統一的認定標準，不但在國內沒有司法解釋的等官方文件做出普遍適用的解釋，而且“在域外已經使用‘三步檢驗法’的國家也被認定為最難解釋的要件”[16]。上文提及的《艾影（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與無錫市崇安寺商旅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無錫市每天傳媒有限公司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江蘇高院認為“（沒有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指對作品的使用不得與著作權人通常從行使專有權中獲取經濟利益的行為相競爭，并因此使著作權人喪失其應當獲得的商業利益”。[17]按照WTO貿易仲裁委員會的解釋，“合法利益”不僅包括“合法經濟利益”，還包括“人格利益等非經濟利益”。[18]“不合理”屬于作品使用程度或經濟利益分割程度上的判斷，目的在于將特定利益范圍內的經濟利益損害納入合理范圍內，且“不得不合理”比“合理”在法律適用上的范圍更小。[19]該標準將構成合理使用的情形限定在比“合理”更小的范圍內，實質上允許一定范圍內對作品權利人著作權的使用，既是對使用人使用作品范圍的限制，也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限制，以實現保障社會公眾合理使用作品與維護著作權人權利的平衡。我國法院認定的“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的情形包括：（1）替代效應。同第二步“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一樣，法院將作品使用行為是否會導致消費者可以用被控侵權產品替代對權利作品的選擇作為“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的判斷依據[20]。（2）未構成轉換性使用。在《王莘與北京谷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谷歌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中，北京市一中院認為“……使得該行為構成對原告作品的轉換性使用行為，不會不合理地損害原告的合法利益”。關于轉換性使用的定義，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在《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訴浙江新影年代、華誼兄弟著作權侵權案二審》中指出“‘葫蘆娃’、‘黑貓警長’美術作品被引用在電影海報中具有了新的價值、意義和功能，其原有的藝術價值功能發生了轉換……”[21]，即法院認為轉換性使用意味著使用行為賦予了原作品新的價值、意義和功能。（3）對作品市場價值構成實質性影響。在《優酷信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與深圳市蜀黍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中，關于“是否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的分析，北京互聯網法院基于使用行為對權利人享有的相應市場份額的擠占，對原作品市場價值造成實質影響的角度進行說理。[22]該情形本質與“替代效應”一致，都是突出使用行為對原作品市場的影響。本文認為，“沒有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是從使用后果角度判斷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檢驗標準，其最終落腳點在于判斷使用行為對作品市場價值的影響和對公共利益的貢獻，對其量化衡量標準和具體適用情形的判定有待于將來通過司法解釋等官方文件的進一步闡釋。“三步檢驗標準”規定的三個標準之間的關系究竟是遞進關系還是并列關系，即在判斷是否構成合理使用時，應當將“三步檢驗標準”作為有次第順序的三個步驟進行順序判斷還是將其作為三個要件綜合判斷。順序判斷意味著對在先一步做出否定評判，理論上不再需要繼續考慮其后一步的標準，是一種更有效率性的選擇；綜合判斷則意味著將“三步檢驗標準”作為判斷合理使用的三個獨立要件，要在個案中進行綜合評價。目前，我國沒有關于“三步檢驗標準”適用邏輯的官方表述，兩種適用邏輯皆在法院判決中有所體現，歸納如下。順序判斷邏輯。在《北國商城公司與漢華易美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北國商城公司在其微博中使用涉案圖片的行為，顯然不屬于“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隨即得出不構成合理使用的結論。[23]在《國際旅游島商報社與體娛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通過在案證據可以看出國際旅游島商報社在其手機APP中使用涉案作品不屬于為報道時事新聞所必需，其使用行為不構成合理使用。[24]在《西格碼公司與漢華易美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認為，對于符合修改前的《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十二種情形的，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而使用其作品，不向其支付報酬，西格碼公司在其微信公眾號中使用涉案圖片，雖未直接獲得商業利益，但該行為不屬于修改前的《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故其主張不構成侵權行為的主張，不能成立。[25]在《絲路情韻公司、李向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再審案》中，法院認為，修改前的《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1款第7項規定的是“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在合理范圍內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的行為，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絲路情韻公司并非國家機關，其明顯不屬于該項法律規定的適用主體。因此，對絲路情韻公司有關其對涉案攝影作品的使用屬于合理使用的相關申請理由未予支持。[26]這些案例都是在法院確定作品使用行為不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特例后，不再進一步考慮作品使用行為是否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沒有不合理的侵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符合順序判斷邏輯。綜合判斷邏輯。在《優酷公司與蜀黍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中，法院在做出蜀黍公司使用作品的行為不屬于適當引用，即不符合第一步《著作權法》規定的特定情形之后，仍然對蜀黍公司行為是否會影響作品的正常使用、是否不合理的損害著作權人合法權益進行了詳細論述，最后得出蜀黍公司行為不符合合理使用的判斷。[27]在《創興動力公司與優圖佳視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法院首先做出創興動力公司轉載的文章不屬于時事新聞，對于涉案圖片的使用不屬于不可避免再現情形（不符合第一步標準），進一步認定授權他人使用作品是著作權人對作品加以利用的常規方式，創興動力公司未經許可通過網絡直觀展現涉案攝影作品，必然會對著作權人授權他人以類似方式使用涉案攝影作品產生影響（不符合第二步標準），可能會損害由此帶來的利益（不符合第三步標準）。[28]本文認為，對“三步檢驗標準”的適用做順序判斷比較符合其字面含義，“三步”蘊含著從一到三的順序演進邏輯，而且“三步檢驗標準”第一步適用特例標準也由法律明文規定，輔之以行政法規規定和法院判例，屬于邊界客觀明確的判斷標準，作為順序判斷的第一步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三步檢驗標準”第二步適用范圍和第三步適用結果的判斷具有一定的司法裁量空間，二者在含義上也有一定的交叉性，在后兩步標準邊界進行明確界定之前，對后兩步適用綜合判斷的邏輯更為可取。因此，結合上述法院判決，在官方做出明確規定之前，“三步檢驗標準”的適用邏輯應當結合順序判斷和綜合判斷的特點，首先按照順序判斷適用第一步檢驗標準，在符合第一步檢驗標準的前提下，再按照綜合判斷邏輯分別適用第二步和第三步檢驗標準進行進一步判斷，這也符合“三步檢驗標準”是對著作權“限制的限制”立場[29]。法院在適用“三步檢驗標準”判斷合理使用是否成立時，在“三步檢驗標準”之外，還會考慮域外法上判斷合理使用四要素標準、是否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是否指明作品名稱等因素，詳述如下。 在國際司法實踐總，存在判斷合理使用的“三步檢驗標準”和“四要素標準”的兩分格局[30]。“三步檢驗標準”源自國際條約規定，并約束成員國國內著作權立法；“四要素標準”則是美國在判例法基礎上總結歸納的合理使用判斷標準，并最終規定在美國1786年《版權法》第107條。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介紹“四要素標準”：“四要素標準”的含義、“四要素標準”與“三步檢驗標準”的關系、“四要素標準”在我國司法中的適用。美國《版權法》第107條規定判斷作品合理使用的四個考慮因素包括：（1）使用的目的和性質，包括該使用是否具有商業性質或者為了非盈利教育性目的（the purpose and character of the use, including whether the use is of a commercial nature or is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2）作品的性質（the natur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3）在整個作品中所使用部分所占的數量和質量（the amount and substantiality of the portion used in relation to the copyrighted work as a whole）；（4）使用對原版權作品潛在市場和價值的影響（the effect of the use upon 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or valu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四要素標準”規定的四個因素在判斷合理使用時并不排除法院考慮其他因素，而是法院審查時優先考慮的因素，并且四個要素在法院判斷合理使用時所占的權重也不相同，第一個要素和第四個要素是權重相對較大的要素。第一個要素“使用的目的和性質”衍生出“轉換性使用( transformative use)”的判斷標準，第四個要素“使用對原版權作品潛在市場和價值的影響”衍生出“替代性使用”的判斷標準。關于“轉換性使用”的含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中指出，轉換性使用是在原作品中增加一些不同目的或特征的新內容，從而改變原作品。[31]對于“替代性使用”的含義比較好理解，即新作品對原作品潛在市場的篡奪。自1994年Campbell案之后，要素一的權重逐漸逐漸超過要素四的權重，成為美國法院判斷合理使用的主要考慮因素。[32]二者有明顯區別。（1）產生背景不同：“四要素標準”雖然為美國成文法所規定，但其產生背景是對判例法實踐經驗的總結；“三步檢驗標準”則是源自《伯爾尼公約》等國際條約，其產生背景有著濃厚的成文法背景。（2）技術路徑不同。“四要素標準”采取了明顯的概括主義路徑，概括合理使用行為的特征而非一一列舉具體行為方式；“三步檢驗標準”則采取列舉主義為主、概括主義為輔的技術路徑，合理使用具體行為一般由法律法規明確規定。[33]（3）適用邏輯不同。“四要素標準”遵循的是綜合判斷邏輯，各要素所占權重有所區分；“三步檢驗標準”則糅合了順序判斷和綜合判斷兩種適用邏輯。二者具有密切聯系，可相互補充適用。（1）在具體功能上，二者都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判斷標準。（2）在域外法上看，二者具有內在精神的一致性。美國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伯爾尼公約》等國際條約的成員國，其國內立法受這些國際條約約束，因此美國《版權法》規定的“四要素標準”必然接受“三步檢驗標準”的檢視，二者內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3）“四要素標準”因由司法判例發展而來，其動態發展的內涵使其能夠靈活應對新情況，可以為“三步檢驗標準”后兩步較為抽象的標準提供判案思路上的啟發。“四要素標準”在我國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并未妨礙其適用。“四要素標準”在我國司法中的適用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如前文所述，在司法政策上，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頒布的《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條明確規定了“四要素標準”可以作為判定合理使用的情形，同時補充要求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其次，在法院審判中，直接援引“四要素標準”的相關內容。我國法院適用“四要素標準”的情形包括：（1）借用“四要素標準”個別要素對“三步檢驗標準”第二步和第三步檢驗標準進行分析說理。在《孫德斌與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中，上海高院關于“被控侵權作品并未對權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造成負面影響”的結論便是依據“被控侵權作品不會產生替代效應”得出的，[34]而“替代效應”對應“四要素標準”第四個要素“使用對原版權作品潛在市場和價值的影響”衍生出“替代性使用”的判斷標準。在《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訴浙江新影年代、華誼兄弟著作權侵權案二審》中，上海高院借用“轉換性使用”和“替代性使用”對“（涉案作品使用）亦不會影響權利人的正常使用……不會不合理地損害權利人的合法利益”的結論進行說理。[35]（2）通過“四要素標準”認定新的合理使用特例。在《王莘訴北京谷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谷歌公司著作權糾紛》一案，法院借鑒“四要素標準”將“提供圖書檢索服務”判定為一種合理使用的情形，并借助“轉換性使用”的概念得出“不會不合理的損害原告合法利益”的結論。[36]（3）將“四要素標準”作為理解合理使用范圍的判斷因素。在《北京全景視覺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青海日報>社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青海高院認為“正確理解合理使用的范圍，應當把握以下五項因素：1.使用作品的目的；2.使用作品的性質；3.使用作品的數量；4.使用作品對市場有無潛在價值影響；5.使用作品是否侵犯其他著作權”。[37]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是新法第二十四條（合理使用條款）的明確要求，具體表述為“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三步檢驗標準第一步），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合理使用的效果1），不向其支付報酬（合理使用的效果2），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稱、作品名稱，并且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三步檢驗標準第二步），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三步檢驗標準第三步）”。根據本條的字面表述，“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與“三步檢驗標準”的關系應當如何理解并不明確。按照WTO貿易仲裁委員會的解釋，“三步檢驗標準”第三步標準中的“合法利益”應當包含“人格利益等非經濟利益”，[38]“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可以理解為作者的“人格利益”。按照這種解釋，“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是“三步檢驗標準”的應有之意，《著作權法》合理使用條款將“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單獨列出，可以理解為是對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這一行為的強調，其本身并不構成判斷合理使用時獨立于“三步檢驗標準”之外的要件。我國法院就“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這一要求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1）是否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不影響合理使用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東莞市雙種子飲食管理有限公司許丹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中認為“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新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所限制的是著作權人的財產權益，而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涉及的是著作權人的人身權益，因此不應當將其理解為‘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使用作品的前提條件，而應當視為使用人的獨立義務。因此，本案中，許丹和出版社在使用被訴侵權圖片時雖然未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但并不影響對其行為構成合理使用的認定……”。[39]在《王巨賢與紹興市水利局、紹興神采印刷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中，最高院提及“王巨賢為《康乾駐蹕碑》等十一幅雕塑作品的原繪畫作者，并授權東方公司使用其作品制作雕塑作品。本案所涉雕塑作品置于鹿湖園景區，紹興市水利局將對上述雕塑作品的攝影圖片匯編于涉案旅游圖冊中（但未指明繪畫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上述使用方式構成合理使用，各方并無異議。”在認定作品使用構成合理使用的情況下，最高院在判決中進一步指出，“在一般情況下，社會公眾只能依靠該室外藝術作品本身的標注來確認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而沒有另行核實的義務……如果該雕塑作品未注明其系依據他人繪畫作品而創作，對該雕塑進行臨摹、攝影等使用的社會公眾沒有義務追溯該雕塑作品是否為演繹作品、是否還存在原始繪畫作者并為該作者署名。”[40]（2）“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是著作權法意義上合理使用制度考慮的因素。在《艾影（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與無錫市崇安寺商旅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無錫市每天傳媒有限公司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江蘇高院認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條件下，法律允許他人自由使用作品而無需著作權人同意也無需向其付費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損害著作權人其他權利的法律制度”，但在該案中“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稱、作品名稱”并未列入法院“著重”考慮的因素。在《孫德斌與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中，上海高院認為“判定被控侵權作品是否構成‘適當引用’的合理使用，應當從權利作品是否已經公開發表、被控侵權作品引用權利作品的主要目的、被控侵權作品引用權利作品的具體方式、被控侵權作品是否依法指明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稱、被控侵權作品是否會對權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造成負面影響等要件予以綜合認定。”[41]學界對“三步檢驗標準”的討論頗多，或在比較法視角為完善我國合理使用制度提供思路和建議[42]，或基于國際條約和國外實踐經驗對我國司法適用中產生的問題進行糾偏[43]，這都為我們理解和適用“三步檢驗標準”提供了有益啟發。相比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亮點在于聚焦于我國司法實務，根據現行法律、司法政策、法院判決和我國參加的國際條約文本，對“三步檢驗標準”的基本概念和法院適用邏輯進行總結和歸納，并就其中的關鍵問題進行重點說明，為讀者呈現“接地氣”的“三步檢驗標準”司法適用概貌。但不可否認，“三步檢驗標準”會隨著司法實踐發展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期待我們對合理使用情形的認識越來越明確和具體。
1.《著作權法》（2020）第二十四條 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稱、作品名稱，并且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一）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二）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三）為報道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四）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著作權人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翻譯、改編、匯編、播放或者少量復制已經發表的作品，供教學或者科研人員使用，但不得出版發行；
（七）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在合理范圍內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八）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等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
（九）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該表演未向公眾收取費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且不以營利為目的；
（十）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
（十一）將中國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已經發表的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作品在國內出版發行；
（十二）以閱讀障礙者能夠感知的無障礙方式向其提供已經發表的作品；
（十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規定適用于對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限制。
2.參見：(2019)青民終71號。該判決作出后進入審判監督程序，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原審法院認定青海日報社使用涉案攝影作品的行為，屬于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情形并據此作出相應裁判并無不當”，但未就青海高院對合理使用十二種情形總結的共性進行評判，詳見：(2019)最高法民申3631號。
3.《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2013修訂)》第六條：通過信息網絡提供他人作品，屬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一）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向公眾提供的作品中適當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二）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向公眾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三）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向少數教學、科研人員提供少量已經發表的作品；（四）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在合理范圍內向公眾提供已經發表的作品；（五）將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已經發表的、以漢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作品，向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提供；（六）不以營利為目的，以盲人能夠感知的獨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經發表的文字作品；（七）向公眾提供在信息網絡上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問題的時事性文章；（八）向公眾提供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第七條：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通過信息網絡向本館館舍內服務對象提供本館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數字作品和依法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報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間接獲得經濟利益。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前款規定的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應當是已經損毀或者瀕臨損毀、丟失或者失竊，或者其存儲格式已經過時，并且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者只能以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購買的作品。
4.關于“網頁快照行為的認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第9.二十二條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提供搜索服務時以快照形式在其服務器上生成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復制件并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提供，使得公眾能夠在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構成提供內容的行為。”
5.《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第9.23條規定，判斷網頁快照提供行為是否屬于不影響相關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損害權利人對該作品合法權益情形的，可以綜合考慮如下因素：（1）提供網頁快照的主要用途；（2）原告是否能夠通過通知刪除等方法，最大限度地縮小損害范圍；（3）原告是否已明確通知被告刪除網頁快照；（4）被告是否在知道涉嫌侵權的情況下，仍未及時采取任何措施；（5）被告是否從網頁快照提供行為中直接獲取利益；（6）其他相關因素。
6.(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321 號
7.王遷：《<著作權法>修改：關鍵條款的解讀與分析（上）》，在于《中國版權》雜志2021年第2期。
8.參見(2016)蘇民終114號。
9.轉引自熊琦：《著作權合理使用司法認定標準釋疑》，載《法學》2018年第一期。
10.轉引自熊琦：《著作權合理使用司法認定標準釋疑》，載《法學》2018年第一期。
11.參見：(2020)京0491民初32430號，本案判決二審予以維持，參見：(2021)京73民終707號。
12.參見：(2016)蘇民終114號
13.(2020)滬民申2416號
14.參見：(2019)京0491民初665號
15.(2015)滬知民終字第730號
16.參見熊琦: 《著作權合理使用司法認定標準釋疑》，載《法學》2018 年第 1 期。
17.(2016)蘇民終114號
18.轉引自熊琦: 《著作權合理使用司法認定標準釋疑》，載《法學》2018 年第 1 期。
19.同上。
20參見：（2020）滬民申2416號
21.參見：(2015)滬知民終字第730號
22.參見：（2019）京0491民初665號
23.參見：（2020）津民終225號
24.參見：（2021）京73民終1016號
25.參見：（2020）津民終312號
26.參見：(2019)最高法民申3306號
27.參見：（2019）京0491民初665號
28.參見：(2021)京73民終707號
29. Andrew F． Christie / Ｒobin Wrigh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Step Tests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IIC 2014， 409; Martin Senftleben，Martin Senftleben，Grundprobleme des urheberrechtlichen Dreistufentests( 《著作權法三步檢驗法的基本問題》) ，in GＲUＲ Int． 2004，S． 200。轉引自張陳果：《解讀"三步檢驗法"與"合理使用"—<著作權法（修訂送審稿）>第43 條研究》,《環球法律評論》 2016 年第 5 期。
30.王怡涵：《“三步檢驗法”的理論研究和本土借鑒 —以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為背景》，《傳播與版權》2021年第9期。
31. See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510 U.S.569(1994)，轉引自黃 匯 尹鵬旭：《作品轉換性使用的規則重構及其適用邏輯》，載2021年《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
32.參見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第四版第257頁；黃 匯 尹鵬旭：《作品轉換性使用的規則重構及其適用邏輯》，載2021年《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510 U.S.569(1994)。
33.參見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第四版第320頁.
34.(2020)滬民申2416號
35.(2015)滬知民終字第730號
36.(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321 號
37.(2019)青民終71號
38.轉引自熊琦: 《著作權合理使用司法認定標準釋疑》，載《法學》2018 年第 1 期。
39.(2018)最高法民申996號
40.(2013)民提字第15號
41.(2020)滬民申2416號
42.參見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第四版；王怡涵：《“三步檢驗法”的理論研究和本土借鑒 —以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為背景》，《傳播與版權》2021年第9期；黃 匯 尹鵬旭：《作品轉換性使用的規則重構及其適用邏輯》，載2021年《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沈 偉：《版權公共領域視野下的轉換性使用研究》，載《科技與法》2020年第5期；易磊：《對我國當前合理使用修改的思考——以德國“合理使用”為視角》，載《電子知識產權》2019 年 第 2 期；孫景蒙：《二次創作短視頻的轉化性使用與合理使用》，載《法制博覽》2019 年 08 月( 中)。
43.張陳果：《解讀"三步檢驗法"與"合理使用"—<著作權法（修訂送審稿）>第43 條研究》,《環球法律評論》 2016 年第 5 期；熊 琦：《著作權轉換性使用的本土法釋義》，載《法學家》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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